钱学森对新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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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对新中国的导弹事业、航天事业都是开创性的,1956年初,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时,工程控制论有多重要钱学森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heepiedreams.com/,麦卡锡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钱学森的努力带领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钱学森是举世公认的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新中国成立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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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是举世公认的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新中国成立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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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是举世公认的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他在党和国家的…

钱学森是举世公认的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新中国成立之初,工程控制论有多重要他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他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团结带领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刻苦攻关,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卓越贡献。为此,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等多项荣誉。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充分展现出一位科学大师的高尚风范。 (1)结合哲学知识说明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创新型人才?(4分)(2)结合材料说明钱学森的事迹体现了人生价值观的哪些道理?(8分)

④要善于提出新问题,确立新观念,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1分)

(2)①钱学森取得巨大成就并获得国家奖励说明,人生价值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以及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人既是价值的创造者,也是价值的享受者.人的价值就在于创造价值,就在于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2分)

②价值观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实现人生价值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他始终心系祖国,努力为人民服务体现了这一点。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应站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他认为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说明了这一点)(3分)

③钱学森在技术创新和科学实验中取得成就说明要在劳动和奉献中创造价值。(1分)

④钱学森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支持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奋斗,说明要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的客观条件,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价值。(1分)

麦卡锡管理的密苏里州医院项目获奖

梅西医院乔普林从美国医院协会的美国医疗工程学会获得2018年Vista奖。

在2011年,EF-5龙卷风摧毁了原医院后,这个国家荣誉承认团队协作和效率在设计和建造新的4.65亿美元,205间医院。除了在医院一级设置龙卷风就绪性标准之外,该项目在预算下完成,不到其将为可比设施所花费的时间的一半。

作为建筑经理,麦卡锡建筑公司与香港建筑公司、建筑公司、建筑公司和MEP工程师Heideman&Associates合作,在46个月内设计和建造了890,000平方英尺的设施。

医院有一个九层的病人塔和五层楼的诊所塔。IT部门包括医疗外科、重症监护、妇女/儿童(分娩、分娩、康复和产后房)、新生儿重症监护、行为健康和REHA等单位。

预制使麦卡锡加快了施工过程。麦卡锡所有病人病房的头墙和卫生间墙都建在一个仓库里,后来在施工过程中安装。

该医院还结合了大量的弹性元素,以帮助抵御其他自然灾害,为患者、工作人员和游客提供安全的环境。

医院的关键区域,如应急部门和重症监护病房,具有额定承受250英里/小时风速的窗户。在整个设施内,连同受保护的疏散路线一起纳入了高冲击的夹层玻璃。

通过450英尺的地下隧道连接到医院是一个30,000平方英尺的中央公用设施设备,用于容纳所有机械、电气和管道系统。为了保护关键的医院系统,公用工厂建在地面以下,以限制对元件的暴露。如果失去动力,发电机系统使医院能够运行96小时。为便于进入新医院,McCarthy还建造了新的入口坡道、出口坡道和密苏里运输部门的立交桥,以及通往该设施的新道路。

Vista奖是在3月底于纳什维尔举行的2018年国际卫生保健规划、设计和建设峰会和技术展览会上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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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夫卡如出一辙的趣味”:布克奖决选作品《撒丁岛

书名:《撒丁岛》作者:【英】汤姆麦卡锡译者:陈以侃ISBN:978-7-5327-7431-9出版时间:2018年2月开本:A5字数:103千装帧:平装定价:40元上架建议:外国文学【内容

继入围布克奖提名的《记忆残留》(REMINDER)以及获得温德姆-坎贝尔文学奖的《C》之后,汤姆麦卡锡又带来了最新作品《撒丁岛》。在这部令人不安的小说中,作者承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描述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现代、后现代以及我们所能想象的无论哪个身处其中的世界。

主人公“U”是一名“企业人类学家”,他的工作是运用先锋派理论帮助公司销售牛仔裤和早餐麦片。“U”所在的公司赢得了一项神秘的工程,而“U”的日常工作就是为此提供人类学方面的咨询,但他的终极目标是要撰写一份“大报告”,用包罗万象的数据完整地总结我们的这个时代。然而,在书写的过程中,他为石油泄漏和跳伞事故的新闻着迷,并渐渐感到自己被无所不在的数据打败了,迷失在各种各样的信息的缓冲地带中,徘徊在数据的幻影间,而他试图将数据整合成某种有意义的符号的努力终将失败。当他意识到这份“大报告”从本质上就无法完成时,他对整个工程乃至存在的意义都开始产生了怀疑。

作者:汤姆麦卡锡(1969),英国作家、概念艺术家。2005年出版小说《记忆残留》后一跃成为当代英国小说界最重要、最令人期待的原创作家之一,被誉为“后现代文学的继承人”。同时,作为国际灵航协会(International Necronautical Society,简称INS)的协作创始人,麦卡锡始终关注艺术和社会中的非本真性,以及重复或复制的首要性和原创性,并一再将这两个命题运用到他的小说中。他的写作手法精巧、复杂,充满实验性和先锋性,旨在打破传统的文字美学,却丝毫无损阅读的乐趣。

译者:陈以侃,自由译者、书评人。曾在上海交大和复旦学习英文,2012至2015年在上海译文担任编辑。译有《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终极游戏》,合译有《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格兰塔不列颠》等;偶作评论,见于《上海书评》、《三联生活周刊》、《文景》、《书城》、《外国文艺》等。

“一部智慧的闪光之作,引人深思麦卡锡并非一个受挫的文学理论家,需要借用小说的体裁来实现自我的满足,他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一个令人着迷的写作者,让文化理论变得生动、有趣,触动人心,难以抗拒他的文本的魅力。”

“(这是)我们曾经以为随着J.G.巴拉德一同消逝的那种别样的、雄心勃勃的小说。”《每日电讯报》

“以人种志的方式勾画出我们这个应激过度、勾连错杂、沉迷于影像的时代。”《大西洋月刊》

要写汤姆麦卡锡,两点为难。一是瞪着“现实”、“当代”、“先锋”这些概念太久,类似严刑拷问嫌疑人过了头,你想听什么他们都立马招认给你;或者像是炖肉,总觉得滋味还没真正出来,到最后煮烂了,完全夹不起。二是如果一个小说家给自己小说的中心思想都提供了标准答案,我们还能多说什么?除了把中心思想再提炼一下?

《撒丁岛》2015年2月出版的时候,麦卡锡在《卫报》上抛出一篇文章,标题一时间在网上随处可见:“写作已死――如果乔伊斯今天还活着,他应该在谷歌上班”。点开,导语也很明了:“我们的生活几乎每时每刻都成了电子化的档案。今天规划我们体验、观念、信仰的是软件。作家该如何回应?”在这个诱惑点击、病毒传播的时代,难得见到这么尽职尽责如实反映文章乃至背后小说主旨的先行文字了,真有疏忽了什么,那也是忘记贴上“内有剧透”的警示。

文章里麦卡锡具体说了些什么?第一部分袒露自己最新的人类学倾向,说自己终于发现二十世纪中期最好的法国作家是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现代人类学之父”马林诺夫斯基的那句“记下一切”很有道理。突然,他假装顺理成章地感慨道:作家应该是人类学的先头部队;让小说成为一部囊括一切的“大报告”是多么迷人的想法。就像麦卡锡十分仰慕的乔伊斯一直说:《尤利西斯》要留存整个国家、民族、时代。但小说家真有本事全盘刻画我们这个浸润了数据的时代吗?我们的每次点击不都被登记了吗?我们的每一个脚步,如果没有被卫星和监控收录,也已经被我们的随身设备出卖给了某个二进制的数据库。我们所有的视线、欲望、冲动、饱嗝、反胃、呻吟、咒骂,都渐渐成为某种运算的养料。马拉美说,每一样事物存在,都是为了落进书中,并把生命最后几十年用来写那部Le Livre(英文就是“The Book”,终极之书,绝无仅有之书),或许我们该承认,这本书已经在云中写成了,只不过没有人类能读而已。所以麦卡锡那篇文章要说的,倒也不是乔伊斯真的会投简历去谷歌打卡,而是谷歌和它的伙伴们所完成的对人类的记录,早已超越了乔伊斯和马拉美的想象。

大致就是这样。写作已死。小说已死。至少,这次麦卡锡拿出的刺杀小说的方法还是比较新颖的。当然,每次传出这样的假消息,总有心地柔美的文人义士冲出来说,放屁,做梦,小说哪里死了。也算双栖在艺术圈的麦卡锡好比是完成了一件行为艺术:“小说已死”当然是玩笑话,那些手里还举着兵刃护卫小说的人,难道没有读附在文章后面生命体征明显的《撒丁岛》?还没跟它缔结商业关系时的一句话书评至今没有改过口:我大概还没有读过每页都向着主题,却又能写得如此轻盈有趣的小说。

麦卡锡在艺术界最有名的手笔是创立了一个半虚构的组织,叫做“国际灵航协会”(International Necronautical Society,简称INS),宣扬“假”与“复制”,比如展览开幕会找个人扮演“汤姆麦卡锡”出席,比如“总书记”汤姆麦卡锡会突然清洗领导层,开除几个成员,其中一人的罪名是“还没死”。他们甚至在《泰晤士报》买了版面发表宣言,上来第一句是:“死亡是一种空间,我们要勾勒它,进入它,殖民它,最终在其中定居。”我想,如果让他知道中文译者在他的书后面宣称他的小说是“围绕中心思想”而写,一定怒不可遏,会下令把我处决;既然如此,我就不妨把《撒丁岛》的“情节”也一并概括了吧。

小说主人公叫“U”,可理解为you,你,universal或united,普遍、联合,unit,独立、部分,这些也都是译者的妄加揣测,或许和小说文本根本没有关系:

“一个为企业工作的人类学家到底做些什么工作呢?我们供应对文化的洞悉。这又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拆去文化(我们的文化)的针脚,分解织物的经纱和纬线它所引发的情境,和支撑以及滋养这种文化的理念让客户了解,如何在这种面料上获得最大的附着摩擦力,同时把他们自己那根细腻柔滑的蚕丝纺入其中,并且用战略化的微型叙事进行渲染和加工(说法繁复,其实就是帮他们卖产品)。

“作为企业人种志学者,我的本职工作,我的官方功能,就是从五花八门的情境中收集意义就像物理学家从某些普通的混杂物中提取纯净、不含杂质的精华,就像矿工从大地深处找到金矿但我有时候容许自己这样想:其实,真相正好是颠倒过来的,我的工作不是将意义从世界中取出,而是把它们放进去。”

当然这听上去多少有些飘渺,怎么也不像是个正经生计,但如果你是U的父母,找出“具体”的工作案例也并不能让你放心多少。下面引一段他为牛仔裤厂商提供的服务(阐释牛仔裤上的褶皱),看他如何“供应洞悉”、“将意义放入世界”,并最终帮着“卖产品”的。下狠心没有删减,为的是让读者能在文本作为一种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上感受小说氛围(换句话说就是可以略读;而且我保证后面不会这样引自己的译文了):

“为了给它们建立一个框架也就是说依靠这个框架才能向客户阐释这些褶皱真正的深刻含义我盗用了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一个概念。对他来说,le pli,也就是折,描绘的是我们吞下外部世界、将其翻转然后再吐出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我们的个人身份。其中德勒兹那些关于革命的瞎扯我一概没有涉及(他是个大);也没有把德勒兹放在引用名单里。这些大型的零售企业很看不上这种家伙。对于另一个法国哲学家巴迪欧,我也是这么干的:我回收利用了他一个叫做“撕裂”的概念,他指的是时间上的某种突然的断裂,很自然地就让我用在了牛仔裤的裂纹上,我把它们看做是穿着者与众不同的胎记,证明了个人与大历史割离之后,建立起了属于个人的时间架构。这部分哲学所牵涉到的激进思想也被我扔掉了。于是,我在公司的标准程序,或者说MO[译者按: 惯用手法]也就建立起来了: 将先锋的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出自思想图谱中偏左的那侧注入大企业、大资本所代表的机器之中。这个机器什么都咽得下去,毫无痕迹地将它纳入自己的组织中,就像一个无比庞大的织机,不管原料如何的难以驾驭或格格不入,它都能把它重新织进我偶像所谓的那个统摄形式之中如果算不上的话,那至少是统摄者的形式。”

没有吃透他在讲什么的人不用为此丢失睡眠,也不用担心这些话应该当真几分。当然了,把世界看成是平的,把最深刻的后现代哲学和最细碎的虚荣诉求并置,不但可以照惯例作各种后现代的解读,本身也是体贴人性的立场,但像这样的片段放在小说里,我们唯一需要确认的就是其中的“不正经”,或者就是大家所谓“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其中正经和胡说各占多少比例,在我看来,是根据每个读者的不同心性调配的;但至少有一点:用的道理去帮大企业牟利,本身就很滑稽。

“大企业资本主义”收管一切是《撒丁岛》的主题之一,但在英美小说界已经被公认的先锋派擎旗手汤姆麦卡锡做了件派头更大的事情,他要用叙事呈现一种当代生活――一种乔伊斯被互联网取代――的印象,这也是为什么有的评论者说这才是我们拥有的第一本“网络小说”。为了方便讨论,我在译书过程中慢慢觉得这种“当代感”似乎可以归纳为三点。一,什么都被干了;二,什么都干不了;三,干了什么不知道。而这三个方面都可以借用U为之焦虑了整本书的一份工作来解释:除了那些时有时无的“制造意义”的小活儿,公司领导还给他分配了一个大任务。这位有点精神导师气质的佩曼告诉U:你要写一份“终极文献”,一本“绝无仅有之书”,里面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评判”。这件事凌驾于你在公司的所有工作之上,也是我找你来的真正原因。

第一点“什么都被干了”当然就指的是“一切已被记下”的主调。U慢慢惊恐地意识到,这份“大报告”不仅没法写,或许其实已经写好了;他觉得自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他居然会相信佩曼去写大报告,这件事本身可能就已经让他成了大家的笑柄。第二点,“什么都干不了”,我们的时代是个分心的时代。(《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第一句说“我们的时代根本是个可悲的时代”,或许我们现在也很可悲,但大家集中不了注意力,所以谁都没发现。)整部《撒丁岛》就是U一次次被各种媒介扰动的飞扬哲思带走而始终没法好好动笔写“大报告”的过程。杰夫戴尔(Geoff Dyer)和汤玛斯伯恩哈特(Thomas Bernhard)的读者一下子认出很多现代小说的架构,就是不停地提醒读者,你手中这本书本来该是什么样的,我如何如何就一直没写出来。第三点是干了些什么连自己都不知道。用一个字母给主角起名让人想到卡夫卡的约瑟夫K,而卡夫卡对于官僚体系的描绘也映射到了这部小说里大企业恢弘无边的层级体系中。大致上,整个故事两头,是“公司”赢得了一个叫Koob-sassen的项目,最后成功投入运行――这个项目是如此的形态万千加无所不在,所以U对它的了解也没有比读者多多少――而我们始终对它一无所知。U在解释Koob-sassen为何隐形的时候,说是因为它无聊:如果联想到我们每次那么爽快地“同意”那些“条款和条件”时,它管辖了几乎所有我们享受的网络功能,但我们从来没读过哪怕一个字,恐怕就有所领会了。就像上文所提到的,我们难以想象U那些“诠释产品”和白日做梦的工作能对Koob-sassen产生什么影响,但到了最后,他却莫名其妙地作为Koob-sassen的设计师成了名人。

另外,不用担心预先知道Koob-sassen会成功或U会受追捧就像知道了悬案凶手,影响你看小说的兴致,这本小说的主题是“一事无成”,而且U一开始就提醒读者,要是你想看的是“事件”,赶快去看别的。但麦卡锡的这部小说有种奇妙的机制会让你一直往后翻页;每次U分神制造那一个个胶囊般的小“意义”,你等不及下次故事能脱离主线,就如同去和婚外恋人约会。麦卡锡 作家而且这部小说与“当代感”合拍的另一点是所有这些贯穿小说的意象,每一个片段都看似无关紧要,但全都像是有劫持你微博时间线并揭示全局的潜质。和中文版设计师讨论的时候,我自顾自聊起这些麦卡锡慷慨散播在书中的意象,把其中有资格成为封面的列举出来;后来一想,我似乎是按自己的脉络把整本书讲了一遍。但关键也就在这里:所有的意象都是离题,但离题即是主题,每个临阵脱逃都发现自己已然在了终点。

麦卡锡说这部小说有最初的想法,是他2010年被墨西哥湾漏油的画面迷住了,每回一见到就移不开眼睛。而《撒丁岛》里面,不但有很多关于石油泄漏的思考,而且黑色物质玷污一切、裹挟一切的噩梦画面也层出不穷。U甚至把Koob-sassen想象成陵墓,想象成棺材,想象成死亡。这也是为什么吉洋老师可能是麦卡锡更称职的评论人,她一下就看穿了我那些不痛不痒的建议,直接杀向了这个统摄麦卡锡整个创作生涯的核心意象。

麦卡锡2001年写完自己的第一本小说《记忆残留》之后,没人肯出。四年之后,巴黎一家艺术类出版社给他印了七百五十本,只发到画廊和博物馆去卖。2008年,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在《纽约书评》里把《记忆残留》称为“过去十年最好的几本英文小说之一”,让它从一本“邪典”也算不上的冷僻书一下成为当代先锋小说学习者的必读文本。

小说开始是一个无名叙事者因为某起事故收到了大企业八百五十万英镑的赔偿,于是他也就没有权利再向我们透露这是起什么事故。似乎是因为头部受伤,他要重新学习掌控自己的身体,再简单的举手投足也变得“刻意”。又是脑中某个奇特的回路,让他似曾相识地想像出一幢公寓楼,认定其中的细节是自己重新获得“自然”、“真实”的关键。于是他把自己的那份天价赔偿砸给了一个物流和演艺团队,替他不断重现梦中那个公寓楼的场景。比如,一个弹钢琴要错得很精确的男人。一个整天在楼下煮肝的妇女。一只慵懒在屋顶的猫。

麦卡锡这部小说想说什么?放心,有文论家麦卡锡在。在我看来,解释《记忆残留》的关键是一篇他2014年发表在《伦敦书评》上的《写作机器》(Writing Machine),几乎“一站式”呈现了麦卡锡对小说、哲学概念的几个重大想法,而这些想法则滋养着他的所有创作。其中最首当其冲的三个概念是“现实主义”(Realism)、“现实”(Reality)和“实在”(The Real)。如果我在接下去的三五句话中,没有一劳永逸地道破这三样东西的所有玄机,那就说明我像张无忌学太极功夫,忘得越狠离悟道越近,方向还是对的(这一段学习麦卡锡的过程中,只觉得曾经对这些事情所知的一二也全都变得经不起推敲了)。那篇《写作机器》开篇是引了一段J.G.巴拉德(J.G.Ballard)1973年给名著《撞车》(Crash)写的引言,最后落到一个重点句上:“虚构已经在那里了;小说家的任务是发明现实。”这个后现代的共识在今天互联网人人生产内容的时代自然更觉真切;现实不在他处,现实是我们创造的东西。但“现实主义”是另一回事。麦卡锡在讨论这个词的时候一般用它来攻击那些对现代主义创见无动于衷的“天真现实主义者”;罗兰巴特说,所有文学从根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麦卡锡自然不认同先锋与现实主义的对立,他说那些所谓怪里怪气的实验文学其实更贴近我们的日常感受:因为后者也就是这样被切割、撕扯和打乱的。

最后要多看两眼麦卡锡时常提到的这个“实在”。它原本是个心理分析学派的用语,题目中的“写作机器”就是弗洛伊德发明的一个装置,用来比喻我们的潜意识――生命短暂,我就拿主意不照着弗洛伊德再造一回这个机器了――他想说的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像水母一样,只是最初那一下刺激振荡出的涟漪,而那一下最初的刺激,是麦卡锡很喜欢提的一个词,叫“创伤”(Trauma)。同一篇文章中,麦卡锡引了另外一个例子表明“创伤”和“实在”的关系,取自法国作家、人类学家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的一篇文章,叫做《把文学想象成斗牛》(Literature Considered as a Bull-fight)。他请读者在头脑中想象一场斗牛表演,但把牛省去,因为你把危险从中去除了,那么即便斗牛士的那些招式和身姿再潇洒,也都失去了意义。所以,公牛锋利的角尖――可以让这场表演瞬时崩塌的“事件”――就是文学。而写作和人生(在此类讨论中,这两件事往往是重合的)就蕴藏在那个“事件”的悬置之中。之前聊起《撒丁岛》和《记忆残留》涉及的很多元素都在这里:创伤、失真、悬置、重复;除此之外,最要紧的,就是那个隐忍着的暴力可能,靠它来断绝一厢情愿“现实主义”的绵软惯例。

当然,所有这些浓稠的理论最后被搅成消弭一切的黑色斡旋,的确让人有些胸口发闷,但读那两本小说时丝毫没有这样的感受,汤姆的文字有种很好亲近的干冷,甚至叙事之中始终保持着一股“欲知后事如何”的推动力,如果联想到麦卡锡是多么认真地践行着自己的哲学主张,这种“可读性”简直是不大不小的奇迹。2017年5月,“纽约书评经典”(NYRB Classics)替麦卡锡出了一个集子,收录了他从2002到2016年的非虚构作品。作为这个出版品牌和麦卡锡的粉丝,照理说这本书该是我2017阅读日历上的高光时刻才对。读完三百页聪明到发出白炽光的散文,首先我要说的是我并不介意他基本都是在各种话题下演练《写作机器》的观点[文集里面这篇文章重新命名为《说“实在”的,或者水母能在文学上教我们什么》(Get real, or What Jellyfish Have to Tell Us About Literature)]。《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的一篇文章这样评说:“所有论述都通过(并没有多少)不同的路径回到同一个地方,所以读完整个文集让人感觉像是做了一场那种无法逃脱的梦,每次推开一扇门就发现自己还是在原来的房间。”

比如,他评论比利时作家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特别推崇《浴室》(TheBathroom)里无所事事的男子扔飞镖扎进了女友的额头,像刺破了橄榄一样[文章名就叫《刺破橄榄》(Stabbing the Olive)],这就是麦卡锡所谓让空间时间获得意义的暴力事件。重申:小说家有两三个笃信的哲学观点撑起自己的文艺理论其实并不寒碜,关键是看他如何在小说中让生活穿过这些理念。但我无法真正信服的是麦卡锡在评论中每每无法按捺住自己想要屠戮“现实主义”的冲动。而且他的反叛姿态是全套的:麦卡锡也完全鄙夷所谓的启蒙、人本精神和独立意识。他似乎认为不是似乎,他的确说过,如果被过去一百年来现代主义、心理分析这些伟大发现所孕育的新小说是“文学”(比如,乔伊斯、格里耶、克劳德西德),那么当代的主流英国写作显然不能再用“文学”这个标签了:两派想做的事情不相干。他还在某个访谈里说过:“自由主义者,自由人文主义者,我要对付的正是这些人,不管他们的立场具体是什么他们那种首先有一个自我的幻觉,以为这种意识可以到处产生情感、获得体验、不断发展,这是我所憎恶的。”谈起终极意义上的“实在”――纳粹的大屠杀,麦卡锡断言贝克特笔下的那件“不可言说之事”比普里莫莱维这样的写实派所能传递的要恐怖、深刻得多;这就让像我这样思想落后的读者十分尴尬,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几分是玩笑?

麦卡锡自然很喜欢把读者逼进这样的位置。但对我而言,随之而来的真正“恐怖”是我再也吃不准《撒丁岛》和《记忆残留》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到底占了多少比重?万一他全是“一本正经”呢?那我翻译时笑呵呵的表情岂不是就成了最根本的态度问题?比如他说,自己在读书会的时候选“le pli”那段,观众都会大笑,但他的用意并非讽刺啊,现实确实是这样。有什么比觉得一个笑话好笑极了,但对方执意要说服你他并没有开玩笑更扫兴的呢?

既然这篇文章已经简洁不成,我就索性再把扎迪史密斯喊回来一起多聊两句。她那篇捧麦的文章题目叫《小说的两条路》(Two Path for the Novel),一条路她命名为“抒情写实主义”(Lyrical Realism),意思就是小说能写明白一个人想的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样的,自然她和麦卡锡都很看不上这种盲目乐观;另一条路,她说《记忆残留》是“建设型解构”(Constructive Deconstruction),不破不立,“让我们至少能看见一点小说前行――纵然艰难――的方向”。

扎迪和汤姆,他们似乎认为文学是个不断进化、天天向上的东西;它会“前行”。但我不太确信他们是对的。先锋派奚落现实主义喜欢戏仿:“某年某月某日――逗号――我从某某街走过――逗号――心情如何如何,我们的生活哪里是这样的?”似乎念出标点符号就足以揭穿现实主义的荒唐了。

但麦卡锡这样的聪明人又何尝不知小说这个形式从一开始(堂吉诃德、项狄)就知道文本和外部世界并非直接的对应关系;只是把这个传统再圆进来,就说不清了。但就像所有小说家都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一样,好的写作者一定也都明白语言和意识的不可靠,比如,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比法国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讨论传入英国还早了三四十年,被称为“现实主义掌门人”的萨克雷在《亨利艾斯蒙》(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里就写道:“只要转换一下视角,再伟大的行动也无足轻重;调转望远镜,巨人变成俾格米人。”萨克雷的小说里常有对于叙述者“全知视角”的戏弄,也有此处显见的一种无力的宿命感,都和当时的达尔文主义架空了上帝有关;现实主义就是为了反映现实、应时而变的小说技法,都是社会能量和科学进步在人生和性情上的反射,萨克雷要反映进化论,就跟麦卡锡不得不描绘谷歌一样,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这些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们的读者其实也一直都知道这些是假的,只是大家说好了制造幻觉,你念咒语,我负责催眠自己。后现代的说法,语言是“延异”(Diffrance),永远指不到作者想指的东西,当然很有道理。但文学和语言一样是种架构和约定,不是所有的科学、理论成果都可以容纳进去的;读德里达累死人,是因为他照着自己的理论,后半句话总在解构前半句。我只是觉得这种写法未必适合讲故事,如果推到极限,更是一切死寂。爱因斯坦说卡夫卡太复杂了,人心不是这样的。人类智慧能解码的文学终究有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文本和作者的互相照顾。所以麦卡锡才说他不是“现代主义者”,他要在现代主义的废墟里找到新的航线。

这时,我们不得不面对房间里的那头大象:《小说的两条路》之后,俨然畅销书作家的麦卡锡交出的第一部作品是《C》。乍看之下,这本书的风格和《记忆残留》(以及之后的《撒丁岛》)相去甚远,似乎是在故意拆扎迪的台,用处处才气铺张的华美叙述表明为什么扎迪的两分法不对,而麦卡锡其实想做的,是在这些表象之下设置无数互相连接的符号,交织成一张只为显示作者织网技艺的网:为了写译后记,与《C》搏斗数周,最终诚实的结论只能是:麦卡锡想做的事情太繁复而玄奥了,更多只是为了抒发自己架构的欲望,根本不在意读者是否会有伴随文本的会心之感。

小说写了一个叫做赛奇凯里法克斯(Serge Carafax)的人从1898年到1922年的经历,开始是他父亲沉迷无线电技术,还办学校教聋人说话;然后腹中堵塞,去中欧疗养;一战中,他成了侦察地形的飞行员;最后赛奇在埃及参与建立了一个类似于BBC的帝国广播公司。

从中还是可以读出麦卡锡哲学的各种主题,比如把主角的名字分开,cara是土耳其语的“黑色”,fax指的是fascimile,复制;C打头的文字游戏变换无穷,可以是carbon,碳,自然界最基本的黑色元素,可能最显眼的是crypt,既是墓穴,也是密码,麦卡锡又在小说之外解释说这个词也跟心理分析有关,它是忧郁症患者受到创伤之后建立的掩体

暂且搁置这些黑暗的内涵,我又要干一件麦卡锡会讨厌的事,就是处心积虑地把整个讨论结束在一个昂扬而温柔的调子上。在我看来,《C》最重要的主题还是二十世纪初期电波布满天空的过程,我最看重的那个单词是communication,人类借助新科技的交流冲动。

“英国医生写的病历上说你有长期的肠胃病,”菲利普医生继续说道,“请你描述一下。”

这段治疗便秘的诊室对话是文学的缩影。大家都有人生的难处,要靠互相交流才能纾解,自然,文字是不够用的,但我们也只能凭着感觉强行表述,希望对方能猜到。现实主义指的正是这种两厢情愿。正因为猜的一方要把自己填充进去,它就不再是纯粹的符号交换了,在某个层面上,它必然要引入切实的生命体验。就像乐高玩具,不管它的部件多么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坚实得完全脱离生活,但这是孩童所能愉快处理的极限(类似于“某年某月某日――逗号――我从某某街走过”等等,也是我们人类进化至此能方便领会的大致程度),但乐高到最后那个像素极低的作品在想象中引发的一跃却是人性的胜利,而用水雾做成的积木是什么也搭不成的。

有一个美国哲学家叫唐纳德戴维森,他对现实主义也持这种乐观的态度,意思是,你们这些列维斯特劳斯们和汤姆麦卡锡们,现代派后现代派,不要总觉得别人不懂、“他者”不可理喻,要是真没有丝毫的共性,连彼此反对都反不起来,还谈什么无法理解。现实主义不是认定世界有个共同的真相,而是交流双方定了一些规矩,彼此愿意去调试自己的世界观,让理解对方成为可能。所谓的文学和“实在”也就在这种联接之中。

看来能说的还不少,其中或许可以包括:你说得不对。但我既不是指麦卡锡的理念不对,也不是指他小说写得不好,而是:如果他的小说真是照着他的理念写的,恐怕就没有这么有趣了。

还好麦卡锡是小说家,这门手艺很神秘,有时候它会绑架有才华的人,让他用一种自己也未必掌控的方式制造伟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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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岁的两弹元勋王淦昌散步时被车撞倒去世凶手至今没有自首

王淦昌,我国两弹元勋,让人遗憾的是,他曾经两次错过了诺贝尔奖。王淦昌在中微子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研究,而且他知道如何寻找到中微子。两次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王淦昌,开始不再相信这些西方国家口中的公平正义,他要拿出实物让西方彻底闭嘴。

于是,他开始帮助中国研制秘密武器。和中子弹,王淦昌都为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改革开放后,王淦昌也上了年纪了,但即便退休后,他仍然心系祖国的发展大业。他没有选择留在家中颐养天年,而是每天照常拿着公文包进出研究所。

帮着研究人员一起研究核聚变。90岁的王淦昌,在一天晚饭后,像往常一样外出散步,但是被一辆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自行车给撞到了。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别说被车撞了,就是摔一跤也扛不住啊。王淦昌老人这一倒下竟是永远。

当家人发现后,把王淦昌老人送往医院救治,不久后便离开了人世。那个年代,没有监控,而且刑侦技术有限,至今都没有找到真凶让其伏法。也许凶手得知自己撞倒的是国家功臣,王淦昌自己也会内疚一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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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麦卡锡在报告中为Nunes的通话记录辩护Rails与Schiff:有“漫长的谎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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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共和党高层今晚早些时候就众议院英特尔委员会人发表的弹劾报告发表讲话,并对这一过程提出了谴责–主席亚当希夫特别是。

该报告包括通话记录,显示之间的通话情况。朱利安尼很多人,包括德文努内斯,他本人因与朱利安尼被起诉的同伙通了电话而被列入名单勒夫帕纳斯.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被问及努内斯今晚早些时候与朱利安尼和帕纳斯的接触时,他提出了关于努内斯的报告现在起诉CNN.

关于电话,麦卡锡说:“我不介意德文和个人交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德文在一家国家新闻媒体上声称,他去维也纳会见了一些人。他不在维也纳。这是一个谎言,就像以前的许多谎言一样,我们所做的事情似乎是永无止境的。“

麦卡锡和道格柯林斯希夫骂了一顿,柯林斯说主席应该作证,问他:“你在隐瞒什么?”你为什么害怕?“

麦卡锡再次被问及通话记录中关于努内斯的情况,以及他是否应该“解释这些对话和互动是什么”。

麦卡锡再次对希夫说:“亚当希夫有着讲真话的问题,历史悠久。他还有很长的历史去做任何事情,甚至在弹劾总统的时候撒谎。“

“德文努内斯有权和任何人交谈,”麦卡锡再次说道。“他们指责德文努内斯所做的–去了一个他不在场的国家–并作为英特尔委员会的一项工作。他必须旅行,亚当希夫会知道德文当时在哪里旅行。但是使谎言永久化对亚当希夫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当被问到努内斯打电话时发生了什么时,麦卡锡说:“这对德文来说是个问题。但德文有权和人说话。德文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他又一次试图被指控。麦卡锡这是一个简单的烟幕。“

“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事件:“欢乐小镇”背后的残酷真相

两架由南美小国圭亚那首都乔治敦起飞的双引擎飞机,平稳降落在了“琼斯镇”附近的一个简易机场上。

两辆早已等候在机场的卡车,将从飞机上下来的一行人接上,开往离机场几公里远的一个小镇。

那一行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里奥·约瑟夫·瑞恩(Leo Joseph Ryan)领衔的一支10人调查团,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记者和摄像师。

瑞恩调查团此行的目的,是要考察“琼斯镇”——这个以一个宗教领袖吉姆·琼斯命名的小镇。事实上,这个小镇的居民,都是“人民圣殿教”的教徒,他们都是跟随教主吉姆·琼斯从美国迁徙到圭亚那来定居的。

由于这个宗教团体内大部分都是美国公民,所以瑞恩决定代表美国政府前来考察一下。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瑞恩在美国接到了大量举报信,声称在宗教小镇上,发生了多起虐待和囚禁事件,其中的一份求助还来自瑞恩的老友。

车沿着泥泞的道路很快就到了“琼斯镇”,早已恭候多时的“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面带微笑地带人迎了上来。他一上来就向瑞恩这个代表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参观我们所有的设施,欢迎你们随意和人民圣殿教的成员交谈。”

“这里没有任何限制,你们可以像在家里一样,顺便走走转转。我个人有兴趣要外界了解在我们的公社里人们怎样劳动,我们如何根治我们这个腐朽社会的各种恶习以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里的一切情况你们都可以调查核实……”

他们在高音喇叭的通知下集合到了大厅,席地而坐。在这些人中,有老年人,也有年轻人,还有不少带着孩子的夫妇,在开心地逗着孩子玩耍。他们看上去是中断了劳动赶来集合地,因为不少人手中还拿着劳动工具。

瑞恩和代表团注意到,他们衣服很破旧,且面黄肌瘦,但似乎看上去洋溢着幸福的表情,面带微笑。

在和所有人见面后,代表团各个成员开始分散行动,到小镇的农场、种植园、养殖场、工作车间,甚至居民的家庭中去探访。虽然有些人在回答问题时有些支支吾吾,但总体来说,都在赞扬教主琼斯,赞美他的无私,赞美他的功德。

入夜,广场上燃起了篝火,“人民圣殿教”的教众们聚集到了篝火旁,聊天,谈笑,载歌载舞。

这一幕深深感染了瑞恩调查团的大多数人,瑞恩本人更是怀疑,那些他收到到举报信是否都太片面,甚至言过其实,因为眼前的这一切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格外的美好和宁静。

但是,就在此时,随团的NBC记者唐·哈里斯感觉手心里被人悄悄塞了一张纸条。

那是“人民圣殿教”的一位姑娘塞的。而纸条上的写的字,让调查团成员都感到意外:

“敬爱的议员,我们是弗农·格斯尼和莫妮卡·巴格比。请帮助我们逃离琼斯镇!”

吉姆·琼斯(Jim Jones),1931年出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州。

琼斯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同时也是当地“3K党”的核心骨干——没错,就是一名标准的极端种族主义者。从童年开始,琼斯对自己的父亲就非常反感,麦卡锡事件甚至称他为“卑鄙的种族主义乡巴佬”。

三K党(Ku Klux Klan,缩写为K.K.K.),是美国历史上和现在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和歧视有色族裔主义运动的极端民间排外团体,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

不过,琼斯的父亲去世得早,他童年大多数时候是和母亲一起度过的。琼斯的母亲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靠给人打短工把琼斯拉扯大。琼斯的母亲是一位“灵魂转世说”的信徒,经常给琼斯讲各种关于前世今生的灵异故事,这一点对琼斯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是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在琼斯7、8岁的时候,就能聚拢10几个小伙伴,向他们发表演说,制订纪律,告诉他们罪人将在地狱中受到烈火煎熬,让他们按照他的意图行事。

所以,这两项能力结合起来,琼斯从小就希望成为一名牧师。在他10岁那年,他把小伙伴们带到一个库房,打开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面是一只死老鼠。然后,琼斯就点燃蜡烛,号召大家一起为那只死老鼠祈祷。

1949年,琼斯进入了印第安纳大学,虽然他之后要通过十年断断续续的学习才拿到学士学位,但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是完成了其他很多事。

比如,他在一所医院打工时遇到了一名护士叫马瑟琳·鲍德温——也是一名狂热的教徒——两人很快相爱并结婚。

又比如,他开始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卫理公会教堂供职,又向他向往的宗教职业进了一步。

当时印第安纳州的种族歧视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而琼斯坚持的就是反对种族歧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和自己妻子生下一个孩子之后,又领养了八个孩子,其中包括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孩子,他骄傲地宣称自己的家是“彩虹家庭”。

但是,琼斯反对种族歧视的行为,尤其是他允许黑人也可以进教堂进行礼拜的举动大大惹怒了当地的种族主义者,他们对琼斯的工作进行各种阻挠,甚至会扎破他的自行车胎。

在这样的背景下,琼斯凭借自己不断的征集募捐,终于在北新泽西街建起了自己的一座小教堂。在这座教堂里,他宣布黑人和白人有坐在一起祈祷的权利,他帮助和救济那些贫苦无助的人,甚至设立免费食堂,日间托儿所以及老年人诊所。

尽管琼斯的小教堂受到很多黑人和穷人的拥护,但当地强大的种族主义势力最终还是迫使他的教堂几次搬家,最终搬到了特拉华州的北部。

这时候,已经是1960年了。琼斯虽然只有29岁,但他已经拥有了一批固定的拥趸。

二战之后,尽管美国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国力空前提升,但结合世界大环境,却又遭遇大量社会问题:在东西方陷入“冷战”的大背景下,先是“麦卡锡主义”在国内掀起狂潮,国际上又有越南战争泥潭,中间还夹杂了一个“古巴导弹危机”,外加上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问题——比如1957年的”小石城事件”——让很多美国民众陷入了一种思想和信仰上的混乱,再加上“嬉皮士”运动的盛行,最终让这些人把解决的办法投向宗教。

而吉姆·琼斯恰恰是迎合了这个时代而产生的人物——他自己思想经历的复杂程度就足以折射那个时代:

最初琼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熟谙《圣经》,但同时他又痴迷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我早已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来到世界是为了一种特殊的用处,追随我的你们是我的选民。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我化身之前就跟随我了。我在几千年前化身为佛,后来我短期化身为巴布,即为建立巴哈信仰的人。我曾经在世上生为耶稣基督……

即便琼斯的“转世”学说听上去似乎太过玄乎,但他的说服能力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对那些贫苦的黑人说“3K党必将杀死你们”,对那些畏惧极权的人说“FBI或CIA肯定会将你们投入监狱”,对那些害怕死亡的人说“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一场核爆炸”……

1971年,吉姆·琼斯和他的信徒们在旧金山和洛杉矶各建了一座气派的大教堂,顺带把教会的总部迁到了旧金山。熟谙宣传之道的琼斯让上千名教徒乘坐轿车,排成车队,在两城市之间招摇过市。这种新奇且有效的宣传效应顿时又为教会增添了几千名教众。按照“人民圣殿教”自己的宣称,当时他们的教众达到了3万之多。

在美国,一旦拥有了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依旧可以成为一股可以借用的力量。

作为美国的“大本营”,加州的率先找到了琼斯,因为每次政治家的集会总是需要大批的志愿者或情绪激动的群众撑场面——当然他们更欢迎可以投票的选民。

在1974年和1976年的两次选举中,旧金山坊间流传着一种说法:从市长、警察局长到地方检察官,他们的当选或任职,背后都有”人民圣殿教”的推手,甚至连加州州长的竞选都借助了“人民圣殿教”的帮助。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会被官方证实,但可以证实的一个证据是:在用“人民圣殿教”的力量大力帮助莫斯科恩当选旧金山市市长后,吉姆·琼斯很快被任命为旧金山市住房委员会主席。

1975年,“美国宗教生活基金会”让吉姆·琼斯名列“美国百名优秀牧师”。

“人民圣殿教”的管理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层级。以琼斯为最高权力,第二层是他敕封的“天使”,大概由15-20人组成,这是琼斯的铁杆心腹;

第三层是“计划委员会”,这个层级有100多人,全是慕名而来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这个阶层为“人民圣殿教”的扩张和兴盛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但同时也是琼斯最提防的一个阶层——因为很多人还没有完全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

第四层就是最底层,他们都是普通劳动者甚至是贫困的人,他们要入教集体生活,共同劳动,承担起“人民圣殿教”几乎所有的负担,并且要把自己的收入全部上交——琼斯规定在教内生活的信徒不能拥有私人财产。

按照琼斯的规定,放弃一切入教生活才是最虔诚的,但只要你选择这一点,就要上交你所有的财产。而那些并没有放弃自己工作的,则要上交自己25%的收入。在这一点上,琼斯一视同仁,连那些每月是靠领养老金、抚恤金和福利救济的教徒,依旧要按时将支票转给“人民圣殿教”。

除去必要的开支和慈善活动的募捐外,统统进入了琼斯的私人账户。数据显示,到1977年的时候,琼斯的账户上至少已经拥有了1500万美元。

吉姆·琼斯在春风得意时,受到各方面的吹捧。他尤其喜欢别人把他比肩为马丁·路德·金

一位名叫吉泽尔的法国记者曾在1977年4月专门采访过“人民圣殿教”的一次集会。在那次有3000名教徒参加的集会上,一位老妇人走上讲台,拿着一个血淋淋的内脏类物体对众人宣布:

“这是上帝的奇迹!这是琼斯的奇迹!那是上周我听完琼斯的布道后,从身上生下的肿瘤!”

琼斯对教徒的管理非常严格,要求教徒不能拥有任何隐私,一切都需要公开。而当教徒违反纪律——有时只是开教会的汽车出去工作而被贴了一张罚单,或者多吃了一个汉堡——就要当众受到责骂乃至肉刑。

教徒们开始被逼迫(当然也有自愿的)给琼斯写“感谢信”,一开始是只有几个人写,然后慢慢发展成如果谁不写就代表“不忠诚”,各种场合对琼斯的肉麻吹捧开始越来越多,而琼斯微笑坦然地接受这一切。

琼斯规定教内夫妻过性生活必须申报,但他自己却有权利向任何有魅力的女性提出性要求。他会逼迫女性当众谈论性生活的细节,如果有人觉得尴尬,他就会表示,如果和他发生性关系就可以“克服这种恐惧”。

在被强迫(也有很多自愿的)和琼斯发生性关系的女教徒中,甚至还有不少不满14岁的少女。琼斯在教内严格禁止同性恋,违反者会受到鞭笞。但他自己却经常与男性教徒发生性关系,并要求女性教徒在旁边观看,而他对此的解释是:“我与任何人上床的唯一原因都是为了帮助别人。”

在这样的高压和严苛管理下,尽管依旧还是有很多人相信并愿意追随琼斯,但毕竟还是会有不赞同甚至是反抗的声音的。

有一些“人民圣殿教”的教徒顶住巨大压力宣布脱离教会,其中有些人更是选择向媒体检举揭发,揭露所谓的“幸福大家庭”内其实充斥着贪污、强奸、暴力、吸毒和私刑。尽管琼斯始终反驳说这一切都是“污蔑”,但“人民圣殿教”在美国遭受的质疑声越来越大。

更让美国政府感到警觉的是,自我感觉良好的琼斯甚至提出:希望可以购买武器,拥有一支私人武装。

1976年7月4日,正当琼斯率领教徒为美国独立200周年庆祝游行的时候,他得知一个消息:格蕾丝悄悄离开了“圣殿”。

格蕾丝是琼斯最主要的助手斯托恩律师的妻子,但却和琼斯生下过一个孩子,而琼斯的妻子马瑟琳也很愿意和格蕾丝“共事一夫”。

这对曾经“忠心耿耿”的夫妇的“背叛”,让琼斯感到胆颤心惊。结合近几年来越来越“糟糕”的环境,琼斯终于做出一个决定:

1977年7月,琼斯率领他的“人民圣殿教”约1000名核心教徒,迁移到了南美小国圭亚那。

圭亚那,东接苏里南,西接委内瑞拉,南临巴西。国土面积21.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78万,是南美洲唯一一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

第一,圭亚那是一个黑人人口众多的英语国家,执政党也是黑人政党,而“人民圣殿教”内部的很多信徒也都是黑人;

第二,圭亚那地广人稀,除沿海地区外,内陆地区基本都荒无人烟,而“人民圣殿教”主动提出要去内陆定居开荒,圭亚那政府也乐得有这样的一个“样板”;

第三,圭亚那在国内对原本英美控制的铝土、蔗糖等产业实行了国有化,他们也怕美国干涉,所以容纳一个基本由美国公民组成的团体,圭亚那政府认为有助于搞好和美国的关系。

基于这些原因,琼斯和他的“人民圣殿教”就在圭亚那的腹地安顿了下来。琼斯干脆将那个地方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琼斯镇”。

琼斯刚率领教徒来到圭亚那的时候,面对的是一片荒凉之地。在那个阶段,大家从头做起,伐树,耕地,浇灌,饲养家畜,住木板房,睡上下铺,同甘共苦。

但是,随着条件一点点改善,阶层又重新回到了“人民圣殿教”——主要是教主琼斯的生活又特殊化了。

在这个属于琼斯的“独立王国”中,他自己一人独占三间卧室,冰箱、彩电、空调样样俱全,吃的都是和教众不一样的“特供”食品,出入都有轿车。而且他又恢复了老规矩:每对夫妇性生活必须得到批准,自己却可以随时召唤女教众“侍奉”。

不仅如此,琼斯的“人民圣殿教”还无视圭亚那的国家法律,大肆进口毒品、、弹药和其他药品。“人民圣殿教”拥有的无线电发射机的功率比圭亚那政府的功率还要大,拥有一整套圭亚那最先进的通讯系统。此外,琼斯还成立了一支30人左右的全副武装的“护卫队”,表面上说是用来保卫“琼斯镇”的安全,但实际上主要是来约束自己的教众,一旦发现教众有违纪乃至外逃,这支队伍就用来执行“私刑”。

在圭亚那,琼斯和教徒的孩子在一起。“人民圣殿教”的很多照片都带有对外宣传的功能

但与此同时,包括琼斯原来最亲密的助手斯托恩夫妇在内的近千名原“人民圣殿教”教徒,在美国开始组成团体,不断地写信、开新闻发布会、投稿给各大媒体,控诉琼斯的“人民圣殿教”犯下的累累罪行。而圭亚那的那个“国中之国”究竟发展得如何,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和兴趣——毕竟那是由一个近1000名美国公民组成的社区。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瑞恩带着一个包含媒体记者的考察团,11月14日自华盛顿出发,准备实地去考察这个所谓的“世外桃源”。

当晚,在回到马图凯港过夜的部分调查团成员,又听到了一些说法:经常有从“人民圣殿教”逃出到其他镇的教徒,称在那里受到了迫害。

琼斯看完纸条之后,一脸痛苦,称他们是“圣殿”的叛徒,都是在胡说八道。但是,可以让他们自由决定是否离去。

忽然间,电闪雷鸣,外面开始下起雷暴雨。这时候,忽然有教徒开始抽泣,一个人,两个人,五个人……抽泣的人开始越来越多。

这时候,有人走出了阵列,来到了议员的队伍旁边,希望能离开这里。有人带了头之后,走出来的人开始多了起来。除了昨晚递纸条的那两位姑娘,大概有十几个人走到了考察团旁边,表示愿意回到美国。

而瑞恩议员还试图安慰琼斯:“对于一个近千人的公社来说,走掉十几个人根本不算什么。”

事实上,瑞恩已经准备回去后递交一份报告,根据他的所见所闻,他准备报告“琼斯镇”上的生活是“基本正常的”,那些试图离开的人只是“个别现象”。瑞恩其实把这份报告的主旨大意告诉过琼斯,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还是让瑞恩震惊了——

瑞恩下令所有调查团成员,包括想要离开“琼斯镇”的教徒,赶紧登上大卡车离开这里,前往机场。

按照原来的计划,美国大使馆安排的是一架19座的DHC-6双水獭飞机,但由于有十几个人要求跟随考察团一起离开“琼斯镇”,所以美国大使馆又增派了一架6座的赛斯纳飞机。

一个叫雷顿的“人民圣殿教”教徒在登上赛斯纳飞机后,忽然拔出手枪,向机舱内的其他乘客射击——他是调查团要走时,再三要求要加入离开的团队的。

好在这名“卧底”射术相当一般,只击伤了两名教徒,就被舱内的乘客给缴了械。

在瑞恩等人开始登机的时候,一辆拖拉机忽然冲入了机场,在逼近飞机10米左右的时候,拖拉机上的人突然拿出冲锋枪,开始向飞机扫射。

拖拉机上有9名杀手,他们都是琼斯派来的“护卫队”成员——即“琼斯镇”的私人武装。

在听到枪声后,那架赛斯纳小飞机的飞行员立刻开始加速,抛下了大飞机之后迅速飞离,而剩下的人则成了活靶子。

议员瑞恩、摄像师罗宾逊、NBC记者唐·哈里斯、“圣殿”逃亡者帕克斯在扫射中身中数弹,随即身亡。视频录像没一会就中断了——摄像师布朗自己也被子弹击中身亡。

里奥·约瑟夫·瑞恩。当时他是加利福尼亚州第11选区的众议员。他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公殉职的议员

瑞恩在临死前也不敢相信:居然会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美国议员和媒体报道团。

琼斯把“人民圣殿教”几乎所有的教徒都集中了起来,同时打开了录音机,记录下自己的线分钟的录音后来被称为“死亡录音”。

琼斯先是告诉大家,他派出的人会枪击离开“琼斯镇”的瑞恩调查团一行,“飞机会坠毁在丛林里”。但是,他希望不要有人离开,尤其是孩子,因为“那些人会利用降落伞在我们的头顶落下。”

事实上,在此之前,琼斯已经对他的教徒们至少进行过两次“自杀训练”——这种训练被称为“白夜”。

“每一个人,包括儿童,都被要求排好队,然后每人拿到一杯液体。他们告诉我们那液体中有毒,喝了之后45分钟内便会死去。我们都照他们说的做了。时间到时我们本应死去,但琼斯说其实液体中没有毒,这么做只是为了测试我们的忠诚度。他也警告我们,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能有必要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1976年,“人民圣殿教”取得了珠宝经营的资质。自此之后,琼斯下令每个月购进半磅“氰化物”,声称是用来“清洗金子”。

而在11月18日琼斯再一次发出自杀的号召时,不少教徒心底里知道,这很可能不是一次“演习”了。

“大家都必须死。所有的人,一个也不能少。如果你们像我爱你们那样爱我的话,大家就一起殉道……”

这时候,先前去机场枪杀瑞恩调查团的教徒回来了,他们带回了已经射杀瑞恩的消息。

这时候,大厅里一片沉默,在荷枪实弹的小镇警卫注视下,没有人再提反对意见了。

事实上她也不是第一个,因为她先拿了一个去掉针头的注射器,给自己的孩子口中注入了毒药——孩子才1岁。

琼斯来到排队服毒的人群中间,开始鼓励他们,声称那是“毫无痛苦的”,但当5分钟后药效开始发作之后,录音带里明显传来了孩子们的尖叫声和年轻人的哭喊声。

“要有尊严地死去,要有尊严地倒下;不要带着眼泪和痛苦倒下。我告诉你们,我不在乎你们听到了多少尖叫,我不在乎有多少痛苦的人在哭喊⋯⋯死亡比继续过十天这种日子要强一百万倍。如果你们知道前方是什么——如果你们知道前方是什么,你将会庆幸这一切将在今晚结束。”

11月19日上午,大约300名圭亚那的军人和警察姗姗来迟,赶到了“琼斯镇”。

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幅地狱般的景象:到处是尸体,有老人,成年人,还有孩子。他们很多人都是紧握着对方的手,面朝土地趴着死去。

从空中俯瞰“琼斯镇”大厅外面,圭亚那军队一开始以为堆的都是垃圾,但拉近仔细看,全是尸体

有84名教徒在这场大屠杀中幸免于难,他们大多是正好被派出去执行任务,有的是躲在自己屋子的床底下没有出来,而有的是假装尸体逃过一劫。

琼斯不是服毒而死的。在他的左边太阳穴有一个窟窿,根据验尸官的调查报告,他是用手枪开枪自尽的。

在后续的搜索中,圭亚那军方和美国调查部门还发现,“人民圣殿教”的营地内还有价值近百万美元的黄金,账户上还有近730万美元的存款。

在“911”事件之前,“琼斯镇自杀事件”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非自然灾害造成的公民死亡事件。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1、《世界七大(一):轰然倒塌的“人民圣殿”》(中国新闻网,2001年3月30日,原文载《阳光下的罪恶:当代外国实录》(世言编著))2、《人民圣殿教徒在圭亚那“集体自杀”始末》(吴德明,《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01期)3、《国际组织“人民圣殿教”》(陈杰军,李贞兵,《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03期)4、《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之谜》(李定,《世界博览》,1984年07期)5、《“琼斯镇”悲剧发生的社会原因》(王珍燕,《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2年05期)6、《关于“人民圣殿教”教徒集体自杀事件》(秦泽,《社会科学》,1979年02期)7、维基百科“琼斯镇”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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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两弹元勋王淦昌因散步被自行车撞倒而去世凶手至今是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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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弹一星元勋里,王淦昌可以说是人生最为传奇的,他曾经三次错过诺奖,为国家研制了、氢弹,晚年还投身于核聚变研究。可以说为国付出了自己60年的人生,晚年却因车祸去世,凶手至今未抓获。

王淦昌出身于江苏常熟支塘镇,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最早的也是最具成就的科学家。他 1929 年就已经从清华大学毕业,然后留校任助教,当时的王淦昌,年仅28周岁。因为年轻,还被人称为“娃娃教授”。

然而那个时候王淦昌就已经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是中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

后来,他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女核物理学家迈特纳。在当时,他非常遗憾地错过了一次斩获诺奖的机会,当时他提出了发现中子的实验设想,却被自己的导师一口否决,谁知道,查德威克就是根据王淦昌的实验设想发现了中子,获得了诺贝尔奖,当时王淦昌的老师也十分后悔,让自己的学生错失诺奖。

1934年王淦昌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当时年仅26岁的王淦昌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准备回国。不少德国科学家劝他留下,“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物理实验室,一定能让你大展宏图。战火中的中国,哪里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

回国之后,王淦昌又提出了验证中微子的方法——《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发表在了美国《物理评论》,这篇论文中提出的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揭开了研究中微子的实质性一步,他还具体建议用Be7的K俘获过程作研究,并且指出:“测量放射性原子的反冲能量或动量是获得中微子存在的证据的唯一希望。”。

而美国物理学家艾伦看到论文之后,立马进行了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轰动了世界,在此基础之上,王淦昌又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发表了《建议探测中微子的几种方法》,在论文里又提出了三种验证中微子的方法,除此之外,王淦昌还提出了通过裂变检测中微子的全新思路,这是在之前科学界从未有人提出过的构想,这为中微子的研究打开了全新思路,当时美国的科学促进协会特意记录下来了王淦昌的成就,在美国所编的百年来科学大事记中,只有彭桓武和王淦昌两个中国人名列其中。

王淦昌的这篇文章提出的中微子论证方法让9位科学家斩获了诺奖,可惜自己却并没有获得。这不得不说是诺奖的不公平。而1960年,家王淦昌直接领导的研究组在1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上做实验时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 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发现,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世界各国的报纸纷纷刊登丁关于这个发现的详细报道,“王淦昌”成了新闻导语中的主题词之一。 关于反西格玛负超子发现的意义,当时,科学家认为“其科学上的意义仅次于正电子和反质子的发现”。

1961年4月3日,当时因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本来已经很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王淦昌回到了祖国,1961年4月3日,王淦昌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这个时候,钱三强传达了中央希望王淦昌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并要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你是否愿意改名?”

但王淦昌毫不迟疑,当即表示愿意改名,写下了“王京”两个字,并掷地有声地说:“以身许国。”

要知道那个时候,王淦昌已经 54 岁高龄,是所有两弹一星元勋中年纪最大的。要知道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喘气。

然而王淦昌却没有丝毫犹豫。开始,爆轰物理实验是在离北京不太远的长城脚下进行的。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没有试验场地,是借用解放军的靶场。王淦昌和郭永怀来到了靶场,走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指挥安装测试电缆、插雷管,直到最后参加实验。一年后,年近花甲的他又带领一大批无名英雄来到人迹罕至的青海高原,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和点火装置测试。

王淦昌常年辗转于17号工地、221厂等地,终于攻克了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等技术难关。

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王淦昌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开拓者,在从事核武器研制期间,指导并参加了中国、氢弹研制工作。他是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第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

除此之外,王淦昌还是中国核聚变研究的领头人,要知道,核聚变的研究被认为是新一代能源革命的关键,王淦昌核聚变一旦实现可控,那么就可以稳定地输出能源。而且整个过程不会产生核裂变所出现的长期和高水平的核辐射,不产生核废料,当然也不产生温室气体,基本不污染环境。

最重要的是,地球上蕴藏的核聚变能远比核裂变能丰富得多。据测算,每升海水中含有0.03克氘,所以地球上仅在海水中就有45万亿吨氘。1升海水中所含的氘,经过核聚变可提供相当于300升汽油燃烧后释放出的能量。地球上蕴藏的核聚变能约为蕴藏的可进行核裂变元素所能释出的全部核裂变能的1000万倍,可以说是取之不竭的能源。

惯性约束核聚变是指提出发展可控核聚变,用激光或离子束作驱动源,脉冲式地提供高强度能量,均匀地作用于装填氖氖(DT)燃料的微型球状靶丸外壳表面,形成高温高压等离子体,利用反冲压力,使靶的外壳极快地向心运动,压缩氖氖主燃料层到每立方厘米的几百克质量的极高密度,并使局部氖氖区域形成高温高密度热斑,达到点火条件,驱动脉冲宽度为纳秒级,在高温高密度热核燃料来不及飞散之前,进行充分热核燃烧,放出大量聚变能,从而实现可控核聚变。

中国在核聚变的研究上可以说是领先世界的,中国利用惯性约束理论中国建成了神光I和神光II系列激光装置,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张杰带领团队参与的神光II装置,利用强激光模拟太阳耀斑中环顶x射线年的尝试,实现了快点火激光聚变物理方案。在地球上制造“微型太阳 ”,在小实验室重现“大宇宙”。可以说为中国的”人造太阳“计划迈出了一大步。

1986年3月,王淦昌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并由此催生了举世瞩目的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从1934年放弃大好前程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到1998年去世,王淦昌整整为国家奉献了自己60多年的人生。

1997 年,90岁高龄的王淦昌在林荫道上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倒,那个年轻人撞倒人之后,便逃之夭夭,至今未被抓获。

而王淦昌院士经过 5 个月的治疗,虽然勉强痊愈,身体却每况愈下。但是他还是在关心核聚变计划。

1998 年 4 月 20 日,已经 91 岁高龄的王淦昌还在给著名科学家李植举写信询问核聚变计划的情况。

“可惜我因去年8月7日出外散步,被一自行车撞翻,在医院治伤约5个月,回家后感到身体大不如前,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畅所欲言,一切须别人帮助。我今年已91岁,更感凡事力不从心。关于ICF工作,国际上进展很快,我们在1985~1987年,有神光Ι与神光Ⅱ,进展是不慢的,但,特别是邓锡铭同志逝世以后,进展很慢,我又力不从心,不能兼顾,所幸有王乃彦同志(福州人)帮我在北京搞了一个KrF激光装置,这装置名曰天光1号。异日有机会,不妨来此请参观并指教,”

1998 年 12 月 10 日,91 岁高龄的王淦昌去世,他去世前还在关心核聚变计划第一任主题专家组首席专家陶祖聪、邓锡铭去世之后,工作如何开展。

女性主义作家玛丽·麦卡锡代表作《她们》:五十年畅销不衰女性成长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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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是一本女性主义杰作,虽然探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女性的命运与人生故事,但依然值得21世纪的职业女性去阅读和思考。被喻为女性自我解放开先河之作。并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榜一百二十周。

麦卡锡笔下的女性人物有着不同的人生历程,从事不同的职业,拥有不同的情感生活,然而身为现代女性,却面临着同样的人生困境与难题。而麦卡锡藉以十分巧妙的叙事技巧和辛辣直白的语言将她们的人生故事及生活体验做了细致且深入的描绘,逐一塑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女性人物形象。

麦卡锡是美国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之一,《她们》作为她的代表作品,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玛丽·麦卡锡是一位重要女性主义作家,作为她最著名的一部小说,《她们》开启了女性自我解放主题讨论的先河。

《她们》出版于1963年,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八个20余岁的女孩从美国著名女校瓦萨学院毕业后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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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麦卡锡发表长篇小说《她所结识的人》,从此逐渐步入文坛,此后陆续发表多部小说及文学评论专著等。《她们》是她最著名的小说,并在出版后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两年之久。麦卡锡

麦卡锡曾为美国国家文学艺术研究院院士,并曾获得爱德华•麦克道尔勋章、美国国家文学奖章以及罗切斯特文学奖等多项奖项。《纽约时报》赞誉她为“我们时代唯一真正的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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